谷歌裁员1.2万人,CEO称“负全责”!硅谷公司裁员潮持续,苹果也开始了? ******
1月22日下午,据媒体报道,苹果已经削减Apple Store以外零售渠道的非季节性员工。经证实,苹果已经向百思买等商店工作的苹果零售渠道员工发出了裁员邮件,通知被裁员工享有的权利等等。
分析称,百思买和苹果公司会雇佣季节性员工来应对消费者的需求,例如在圣诞购物季会招募临时性员工。而由于目前已经过了圣诞购物季,相关的合同都已经到期,因此可以确认本次裁员的是非季节性员工。
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注意到,苹果公司部分裁员只是美国科技公司近期裁员潮的缩影。近期,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相继宣布裁员计划。上周三,微软计划裁员1万人,约占员工总数的5%;同一天,亚马逊启动最新一轮裁员;谷歌母公司Alphabe近日计划裁员1.2万人。
苹果零售渠道开始裁员
北京时间1月22日下午消息,据报道,多位知情人士称,苹果公司已开始在苹果零售店(Apple Store)以外的零售渠道,解雇一些非季节性员工。
这些消息称,一些在百思买(Best Buy)等商店工作的苹果零售渠道员工,已经收到了关于此次裁员的通知,并告知这些员工所拥有的相关权利。
通常,为了满足季节性的消费需求增长,例如在圣诞节前夕,百思买和苹果公司会招聘一些临时性的员工,来服务日益增多的消费者。但如今已经过了购物旺季,这些季节性临时员工的合同也已经到期,并且走人。
事实上,另有媒体确认,苹果此次裁减的员工并不是这些季节性员工,而裁员数量已经能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。
一封电子邮件信息显示,苹果“零售客户服务”(Retail Customer Care)部门员工将在周五晚些时候和周末收到裁员通知。与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纷纷裁员不同,到目前为止,苹果尚未公开披露任何大规模的裁员决定。但苹果CEO蒂姆·库克(Tim Cook)去年11月曾表示,该公司正在放缓招聘。
库克当时称:“鉴于当前的形势,我们在招聘方面非常慎重。这意味着我们还在继续招聘,但不是所有部门都在招聘。”
美国科技公司裁员潮
近期,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相继开启万人级别裁员计划。其中,谷歌CEO暴裁1.2万人内部信曝光引发各方关注。
北京时间1月20日,市值超1万亿美元(约8.6万亿人民币)谷歌公司周五宣布裁员大约1.2万人,约占全球员工总量的6%。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(Sundar Pichai)向员工发送邮件,公布了裁员的细节以及补偿措施等内容。
桑达尔皮查伊在信中表示,他对导致裁员的决定负“全部责任”,他说:我有些坏消息要告诉大家,我们已决定裁员大约1.2万人。我们已经向受影响的美国员工单独发送了邮件。在其他国家,受到当地法律惯例的影响,这一过程将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这轮裁员横跨Alphabet(谷歌母公司)、产品领域、职能、级别和地区。
该公司披露,美国的补偿方案包括,至少60天的通知期,被裁员工将获得相当于16周工资的遣散费,此外,员工工作每满一年,将获额外两周工资补偿。
除了谷歌外,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和亚马逊也开启万人级别大裁员。
微软上周三宣布,将在3月底前裁员1万名员工,约占员工总数的5%。有媒体分析称,微软裁员可能波及不少工程师岗位,或延缓其最新可穿戴设备产品的开发。同一天,亚马逊启动最新一轮裁员,是其本月初宣布的1.8万人裁员计划的一部分。这轮裁员将主要影响零售和人力资源部门。
分析人士认为,大公司裁员的动态,引发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看衰情绪。即便美联储当天公布的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、即“褐皮书”显示,2022年12月,多个地方联储经济活动轻微增长或下滑,并预计物价上行压力有望进一步缓解,投资者仍然对通胀形势与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感到担忧。
另据媒体报道,华尔街分析师近期直言,在销售增长放缓之际,预计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将在未来几个月裁员和削减成本,扭转疫情时期的过度行为,以提高利润率并安抚投资者情绪。
不过,分析师预计,美国最大的五家科技公司都将报告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的利润下降,因为它们试图在高利率环境下重新调整业务。分析师预计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s(META.US)和亚马逊(AMZN.US)的业绩下滑幅度最大。
华尔街分析师已经将Meta、亚马逊、苹果(AAPL.US)、Alphabet(GOOG.US)和微软(MSFT.US)这五家公司的总营收预测从去年10月份的预期下调了5%,至5614亿美元。(证券时报·e公司)
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,对于当下,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,那时从学校毕业,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,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,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,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,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,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,我奉命出差,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,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: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,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,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,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,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,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,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,更使我忐忑不安,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,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,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,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,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,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,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,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,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,享受龙井的美妙,一杯接一杯,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,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,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,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,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,无论我怎样努力,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,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:“你这种身体,怎么当记者呀!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,算不上疾病,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,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,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,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,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,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,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,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,上海分社“开张”,包括分社负责人,人员只有七八个,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,又是全国工业基地;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,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,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,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,无所适从。某年,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,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,责任不在于我,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,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,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,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,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,真是醍醐灌顶!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,目的明确,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,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,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,明确了“面向中间,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,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,读得我如痴如醉,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,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,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,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,还当面请教,受益匪浅,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,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,我的多位老同事,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,他们是我的益友,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,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,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,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: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;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,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,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,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,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,十分难得;唯有满怀感激,永远念叨:“师恩难忘”!
(历史资料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