赋能高质量发展——青岛：打造“双创”人才摇篮******

　　12月20日，2022青岛国际人才创新创业周（以下简称人才周）暨第二十二届中国青岛蓝色经济国际人才暨产学研合作洽谈会（以下简称蓝洽会）拉开帷幕。

　　以“聚才聚力、创赢未来”为主题的“人才周”“蓝洽会”，聚焦智能家电、海洋装备、智能制造装备、精密仪器仪表等青岛市24条重点产业链，设“招才引智、创新创业、平台赋能、峰会论坛、人才赛事等”六大板块，共30余项活动，搭建起更高层次对外开放、交流合作的平台，更好地实现产业链、资金链、人才链、技术链的“四链”融合发展。

　　这是青岛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，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的创新之举。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刘传华说：“当前，青岛市正处于打造‘一带一路’国际合作新平台，建设上合示范区、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战略交叠期，创新搭建‘聚才聚力’综合平台，优化人才发展生态，推行‘一站式、市场化、无感化、定制化、国际化’‘一式四化’人才服务新模式，加快汇聚更多优质‘城市合伙人’和创新创业要素，以人才引领产业发展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”

　　聚焦产才融合新模式

　　“在青岛高新区创办公司至今一年多来，我们自主研发的‘光伏储能系统’项目成果主要为海外客户提供用户和工商业储能系统解决方案。目前，已在中东、东南亚和非洲等市场布局。”青岛蓝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立霜高兴地说，“这离不开青岛高新区为企业提供创业资金等很多政策方面的扶持。”

　　“产业集聚人才、人才引领产业”。2022“人才周”“蓝洽会”为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注入人才新势能，助力青岛实体经济和海洋城市高质量发展。刘传华介绍，围绕“产业链+人才链”融合发展思路，举办“2022国际计算智能论坛”；发布启动青岛市“揭榜挂帅”数智对接平台2.0版，设立“需求榜单”“成果榜单”，解决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对称难题；与武汉大学、天津大学等共建“双一流”高校校友联盟，搭建“高校校友朋友圈”“创新创业生态圈”；开展“云聘马拉松”直播带岗活动，打造集人才招聘、政策宣传、企业展示、城市推介“四位一体”的沉浸式招聘场景，从云端向青年人才发出邀请。

　　在青岛，“双创”人才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550余家，有效丰富了青岛的人才、技术、智力要素供给。24条产业链的100家企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制造、汽车产业、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。

　　跑出“以赛引才”新赛道

　　前不久，青岛天仁微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信息变更，新增前海母基金、深创投、山东财金等股东。7年前来青岛创业的冀然博士自豪地说：“我们专注于纳米压印设备与全套解决方案的研发与产业化，今年5月总投资约2.5亿元的‘天仁微纳’总部项目在青岛未来科技产业园区奠基，进入了新发展阶段，这得益于青岛市为‘双创’人才量身打造的多层次‘双创’赛事。”

　　“通过以赛引才、以赛选才、以赛聚才的形式，青岛发挥创新创业大赛杠杆效应，面向高层次人才发出‘英雄帖’‘召集令’。”刘传华表示，青岛市为重点项目大赛提供定制服务，首次认定100个市级重点招才引智项目，建立“项目吹哨、专员报道”机制，提供“帮办代办、快办特办”服务，已为创建国家高端智能家电制造业创新中心、海信产值倍增计划等重点项目制定专项支持政策19项，提供重点项目专员帮办代办服务568人次，协同项目招引人才6.6万余人。

　　“新锐青岛”系列大赛三年来，有67个“双创”项目已经落户，总投资额3.97亿元，遴选出的“智能无人仓整体解决方案”等26个项目已与企业达成合作，并投入量化生产。

　　赋能人才发展全链条

　　许多人才在办理各种事项时，或多或少遇到因为流程繁琐、材料复杂等问题影响办事效率、降低服务好感。

　　如何破解这些难题？刘传华介绍，青岛创新打造网上办事大厅，推行人才服务“网上办”“移动办”和关联事项“一事全办”。目前，61个事项实行“一网通办”，30个事项实行“移动办”，今年已服务用人主体近3.1万家、50多万人次。

　　“为解决人才服务事项窗口太多、事项分散的问题，创新打造了‘人才服务一件事’联办平台，实行‘一口进、一并办、一网通’，实现减材料47%、减时间80%。”青岛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董海波说，为实现与人才的“双向奔赴”，青岛市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，营造人才安心立业的最优生态，编制发布了“一站式”人才服务清单，建立“第一响应人”机制、“一口受理、并联办理、闭环管理”运行机制和“区市和行业人才服务责任考核机制”，全市“双创”人才服务需求即时受理率、按时办结率均达到100%。（本报记者 王健高 实习记者 宋迎迎 通 讯 员 解春慧 王培玉）

古代王朝更迭时，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？(2)******

到了隋朝，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，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。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、轻重不一，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。隋文帝开皇初年，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，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，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，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。开皇三年（583），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，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，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，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（北齐）、五行大布（北周）、永通万国（北周）等钱，两年内禁止流通。于是，开皇五年（585）以后，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。

五铢钱的大小、轻重适中，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，从而保护钱文，使之不容易磨损。至此以后，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，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，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，被称为是“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、最成功的钱币”，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。

唐宋货币，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

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，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。唐以前的货币，以五铢钱为典型，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“铜块”，而唐朝开始，钱币改称“宝”，如通宝、元宝，并冠以当时的年号。在钱币学家看来，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，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“宝物”。

如前文所述，钱上铸年号，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，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。唐高祖统治初期，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。武德四年（621）七月，废五铢钱，行开元通宝钱，“径八分，重二铢四累，积十文重一两，一千文重六斤四两”。（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）从此，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，而是改称“通宝”流通。通宝即“通行宝货”，唐人有“钱者通宝，有国之权”的说法。同时，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，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“开元通宝”还是“开通元宝”，争议持续了上千年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里说：“其词先上后下，次右左读之（即直读，开元通宝）。自上及右回环读之（即旋读，开通元宝），其义亦通，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。”史书讨巧地认为，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，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。当今主流观点认为，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“开通元宝”的说法，然而，两晋南北朝以降，钱文的读法为直读，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，也就是读作“开元通宝”。

开元通宝，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。这里的“开元”比唐玄宗的“开元盛世”早了一百年，因此并不是年号钱。它的含义，从字面意义上讲，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，将从前旧的、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，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。也由此，后世还有仿铸“开元通宝”的现象。

清代民间铸造的“开元通宝”。来源/王钊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》

唐乾封元年（666）所铸造的“乾封泉宝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，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。此后，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，如乾元重宝、大历元宝等。毫无疑问，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，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，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，且其轻重、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。宋时有诗人叹道：“半轮残月掩尘埃，依稀犹有开元字。”甚至到了清朝，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。

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，东至今朝鲜、日本，西至今阿富汗境内，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。以开元钱为核心，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，维系着整个东亚、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。

史家常以汉唐并举，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。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，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；而唐代武德四年（621）起用开元通宝钱，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。吕祖谦说：“自汉至隋，惟五铢之法不可易；自唐至五代，惟开通之法不可易。”（这里使用了“开通元宝”的读法）足见五铢钱、开元钱深刻的影响。

到了宋代，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，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，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。

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，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，实则不然。不同种类的宋钱，变的是上面的年号，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，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，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。

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，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，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。在高丽、日本、交趾三国，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。从唐朝至明末，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。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“宋钱区”。

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。明代铸币规模较小，明代流通的铜钱中，明钱只占一小部分，大部分是唐宋钱，就连私铸，往往也是铸唐宋钱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，在福建漳浦县，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，七年八年用元祐钱，九年十年用天圣钱，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。《日知录》中也提到“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，后至北方，见多汴宋年号…………间有一二唐钱。”这些宋钱，质精且多，被称为“好钱”，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，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“废不用”。（《五杂俎》）看上去，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，什么都用，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，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。

货币与政权的命运

新朝历战乱而建立，往往经济凋敝、百废待兴，市场上铸币芜杂，轻重不一，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。因此，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，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，能否真正替代旧钱。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“恶钱”、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，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。

铜铸币之外，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。元代极力推行纸币“宝钞”，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，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，是非常失败的。元末通货膨胀、物价高涨，人民生活困难，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，进一步滥发钞票，只是雪上加霜。列宁的名言“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，毁灭其货币”足证这段历史，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，元朝走向灭亡。元代的宝钞，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。

元至元通行宝钞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明朝初年，也仿照元朝的做法，用钞不用钱，后来才加以变通。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，才最终以银钱支付。明正统以后，宝钞并不通行，“钞”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，明末仍以“钞”表示货币，如“银钞”或“钞银”，实际上指的是银、钱，而不再专指纸币。

清军刚入关时，允许明钱流通：“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，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。”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，其背面印有满文的“宝泉”，或有汉文的“清忠”，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，或许与此有关。

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，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。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馀准废铜输官，偿以直，并禁私铸及小钱、伪钱，更申旧钱禁。嗣以输官久不尽，通令天下，限三月期毕输，逾限行使，罪之。”就是在说，清朝在稳定之后，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，并且严禁私铸、严禁旧钱。

然而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，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学士徐乾学上疏，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，古钱、今钱可以共同使用，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，“自汉五铢以来，未尝废古而专用今”。而且，在钱法混乱、经济动荡的时候，能够“资古钱以澄汰”，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。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，“尽宽旧钱废钱之禁”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，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“利用”“洪化”“昭武”等伪钱，仍允许旧钱的流通。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

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，但其重点打击对象，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，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，货币种类日益繁多，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、铜钱等，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。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，铸造新的“铜元”，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。

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